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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30读享会】 钱颖一: 如何用经济学视角和工具分析教育问题

2018-11-08 12:42:12

编者按:


1月17日晚,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搜狐教育联合主办的第一期“CE30读享会”上,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静寰三位著名学者,共同探讨“大学改革的现实、行动和愿景”,本期读享会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主持。



1月17日晚,钱颖一(左二)、杨东平(左三)、史静寰(左四)三位著名学者和论坛秘书长马国川(左一)在活动现场



钱颖一:如何用经济学视角和工具

分析教育问题



  我是经济学者,并不是教育学家。我有两个背景对推动教育改革有帮助。首先是在大学学习和任教的经历,从1981年清华大学毕业到2006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我在美国的6所大学学习和任教25年,这个比较丰富的海外大学学习、任教经历,对我从事教育工作很有帮助。

  其次我学习的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由于它的学科、学理的特点,使我习惯于试图用一些逻辑的、抽象的、简洁的理论来描述解释复杂的现象,并通过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来分析教育问题,会有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观察。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经历对我思考和推动大学改革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我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中国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等重大的经济改革。讲到教育改革或者大学改革,也可以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收获到很多的启发,中间有很多的逻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在《大学的改革》一书引言中提到“思行合一”。这会让我们联想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是“知”很容易被理解成“知识”。而我们的偏颇就是简单地把教育理解为知识传授和知识获取。其实“思"更为重要。爱因斯坦说过,大学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就是讲“思”。教育需要多思考,要有思想性;其次要有行动,但行动也需要有思想的指导。例如,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很难推行,其中既有行动的问题,也有思考的局限。

  我通过“均值”与“方差”来描述中国教育中的问题,这其实是把经济学视角和最基本的描述经济变量的统计概念用于教育问题。“均值”与“方差”大部分学生都知道,但是运用在教育问题上,却出人意料的产生很大共鸣。我的观察是,从培养“才”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生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中突出人才不多,统计上的衡量就是“方差”小。顾明远先生所说“中国教育教出来的人才有高原,无高峰”,杨振宁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90分以下的学生很成功,但是很难培养出90分以上的学生”,都是表达相同含义的比喻,而我是用了统计学中的概念做了更加一般性的概括。

另一方面,从培养“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学生又是“均值”低而“方差”大了,所谓“均值”低,就是说普遍素质不够高,所谓“方差”大,就是说品质坏的人很坏。

所以从这两个维度可以概括中国教育中的两类问题,一类是“成才”问题,一类是“成人”问题。这样的一种“跨界”,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它领域里的问题,并且把复杂问题抽象到比较简单,自然就有新意,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通过推行通识教育与批判性思维实践大学理念


  《大学的改革》一书的实质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现代大学理念,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理念包括课程体系、育人方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从方法到手段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具备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和现代的眼光。如何实践现代大学理念?我觉得大学教育要重视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识教育,一个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通识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具有一般性。但是关键是通识教育要能够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这就包括思维的训练,也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等。除了通识教育,就是批判性思维教育,再延伸一下就是创造性思维教育。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桥梁,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也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既有比较功利的一面,比如它们对现在特别强调的创新非常关键;也有不那么功利的一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健全人格的体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也有利于突破“教育只是知识传授”的旧观念。

  从2009年秋季开始,清华经管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开始实践通识教育,引入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课程。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课程还是对学生产生了影响。比如2016年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黄钦就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正是因为经管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让他上了“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课程,他忽然发现自己对政治哲学特别感兴趣。他获得罗德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攻读相对冷门的政治哲学。

  清华经管学院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简写为CTMR)课很独特,在美国大学中并没有这样一门课。在美国,批判性思维并没有专门课程,但是有一门写作课,哈佛所有本科课程只有一门课是必修课,就是英文写作,英文写作课实际上将批判性思维训练融入在写作中。我们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纯粹的道德推理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比较难,而批判性思维如果单独开课,很可能变成了纯粹的逻辑课。这种结合是一种创新。当然,授课老师的作用非常重要。我经常问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校友对在学校学的哪门课印象深刻,或者使你改变了你的想法,或者使你发现了你的潜力?我听到比较多的是这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比如黄钦说,这门课让他学会对同样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来思考来分析。在清华经管学院同学们之间,“你有没有CTMR过”也变成了一个日常用语。


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在很多约束条件下推进的,有技术约束、财务约束、市场约束、制度约束、文化约束等。所以一次改革可能不一定达到最优,而是次优,或者哪怕只是部分改进,也都要努力。教育改革和大学改革也是类似情况。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方面非常关键。首先是教师人事制度,包括薪酬制度、准聘长聘制度。其次是大学或学院治理改革,包括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在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学院从2010年开始实施新的薪酬制度,从2012年开始实施教师准聘长聘制度。什么样的职位开始采用长聘即终身聘用合适?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在美国可以找到三种例子,例如哈佛只有正教授才是长聘,加州大学所有副教授都是长聘,但是大多数的学校副教授中有长聘,也有非长聘。在中国哪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的选择是第三种。此外,在中国实行薪酬制度改革也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

  在学院治理改革方面,我马上会想到90年代中期提出现代企业制度,当时有16个字来描述。当然,大学和企业不一样,但是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例如研究企业有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制度之分,大学治理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研究。

  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大学和校友的关系等都属于外部治理问题。在内部治理中,大学和企业也有不同的地方。企业内部基本上是等级制的,CEO布置任务员工完成,是完全行政化的。大学不同于企业,学术问题应该由教师决定,这就为什么提出“教师治学”的原因,这是一种民主决策机制。在学术问题上“去行政化”是对的。但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就不能泛泛讲“去行政化”了。在清华经管学院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院长身份,一个教授身份。作为教授我跟其他教授一样,投票时一人一票。但是作为院长,在决定资源配置时,就必须依靠行政的力量。


在钱颖一分享结束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陈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静寰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谈到了对大学改革现状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愿景。


  杨东平:本科教育目标:做一个正直的人和实现人生的幸福



  我们讲高等教育时通常说有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行政和学术的关系,第二是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最后是通识和专业的关系。

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尽管概念已经普及了,但具体实施方面还乏善可陈,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很多学校还是以政治理论、思想教育为主。198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教育学的小册子《通才教育论》,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关注这个话题。培养优秀人才毫无疑问需要批判性思维,但是面向大多数人的大学本科教育,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教学生做一个正直的人和实现人生的幸福,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钱颖一院长能够在清华做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刚开始听说钱院长做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时候,我内心还有些怀疑。但钱院长花很大的功夫去聘请名师,亲力亲为,一步一步推动,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体系。同时,他并不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作为一对矛盾,他把专业教育用个性发展来替换,提倡“通识教育+个性发展”。而且这些经验都是清华经管学院在教学的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学生需要有多样化的发展,有的经商、有的做学问。怎么样在本科教学中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做到通识教育加个性发展,这应该作为一种很基本的大学教育的理念。从钱颖一院长《大学的改革》一书中可以看到他作为思考者和行动者对高等教育问题的独到的认识,而且这些认识来自于实践。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很难从教育部直属院校中产生,我认为要发展和探索新的路径,最有可能是新兴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一套全新的制度。尽管体制内的高等教育总体而言并不令人乐观,但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有一些亮点,除了西湖大学、湖畔大学、武汉学院外,南科大也在努力。目前企业家办大学是一个热潮,但是办学的权限还没有真正打开,所以我个人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吁就是要进一步的开放教育,下放权利,允许民间办学,促进教育的多元化。


  史静寰:中国是社会变革的试验场,我们都是参与者


  中国的教育改革在中国整个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关注度、争议度都很高,但是教育研究的门槛好像显得比较低,因为其复杂特性不是一个学科所能涵盖的,所以大家对教育问题的讨论常常已经超出教育研究自身的边界。教育学、经济学、物理学等学科都是人类为了方便研究而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它的复杂性并不因为学科的划分而分门别类的存在着,而且我们现在把这些学科等级化了。

2009年上海学生PISA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振奋,但是在我们教育学研究界有一个“中国学习者悖论”说。首先是中国学生在外面的形象是基础教育条件差,但学生学习成绩又很好。其次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学生表现出色,但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就会逊色不少。我最早听到钱颖一解释这个悖论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特点可以概括为学得“多一点、早一点、深一点”。“早一点”就是说中国教育比较超前,恨不得让两岁孩子背古诗,学算术,将知识下放,很多中国孩子小学学习的知识是欧美国家中学的知识。所谓“多一点”、“深一点”就是中国孩子的作业、学习内容远远超出国外学校的,这就相当于我们用青年队踢国外少年队,用成年队去踢国外青年队,结果真正到踢成年队的时候实力却跟不上了。

  其实在教育研究的这样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中,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人会找到教育改革和教育学科发展的一种独到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一个社会变革的试验场,很多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家,都觉得在中国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是一个鲜活的试验场。观察中国人在这么多挑战面前,是怎么从容应对的?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过程当中,我们无一例外都被卷入其中,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是参与者。

  清华大学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是从经管学院开始的,但很多人是观望者或者是观察者,是置身度外的去评论,但是清华经管学院钱颖一院长不仅是一个评论者、观望者,他还是一个记录者,一个设计者。钱颖一院长能够把这些行动记录下来,加上自己的反思,就成为非常有价值的的记录,贯穿着改革过程的记录。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作为一个大学基层的领导者,影响的范围或者影响力可能不会很大,传统的大学也受到很多的局限或者约束。但是不能否认,如果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辐射和社会影响力。钱颖一院长是真正的用跨界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来看待教育。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个人能够真正贡献的力量可能有限,但这些有限的力量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大学的改革还有很多障碍,有很多约束性的调整,但只要我们在路上,只要每个人都有健康、积极的心态,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成一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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